高媛媛造型

　　探班当天，剧组正在拍摄一场有大量群众演员参与的戏。

    陆川导演在现场给参与《南京！南京！》拍摄的群众演员说戏。 记者 郭延冰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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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只希望真实传播那段历史

    记者：筹备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过程一波三折，这其中最困难的事是什么？

    陆川：说实话还是等待立项审查的那段时间，那时候同时有3个南京大屠杀题材要上，电影局对此有权衡这是正常的，我和剧组工作人员都在战战兢兢中等待。即使题材批准了，但投资方磨合、剧本修改都需要时间，这些所谓的一波三折对我来讲都很正常，年轻人的导演有电影可拍就是好事。

    记者：拍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这样大场面的历史题材，是你有意在挑战难度，还是内心渴望拍这部电影？

    陆川：确实是愿望，我最早想到要拍这个戏，是《可可西里》拍到2/3的时候，当时摄影曹郁听到我说还感到惊讶，没想到3年过去后我真的在拍。我挺相信命运的，我希望电影能最极致地展现人生。

    记者：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百姓来讲很熟悉，而且大家的看法也比较统一，这样你的创作空间似乎变小了？

    陆川：我相信中国老百姓对那段历史有认识，但认识应该不全面，有些史料也刚被发掘出来，倾注到这个事情上的我们才能阅读到这些史料。另外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着重对那段历史进行各方面的梳理，从起因、发展到最后惨剧的爆发。我拍这个题材重要的是让国人自省，屠杀是个现实，不要老抱怨别人打了我们，而不去反省为什么我们被打败了。

    记者：大屠杀中的暴力血腥镜头似乎不能避免，你怎么去处理？

    陆川：作为导演我是直接表现，至于最后怎么放在电影里，进行怎样的剪辑我还在考虑，但拍摄时候必须用最真实的手法去表达。

    记者：目前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仇日情绪在网络上都普遍存在，会不会担心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上映后激发这些情绪？

    陆川：民族主义和仇日情绪，有一种有理性，也有盲目的，后者当然需要警醒。我筹备这部电影并没考虑这些东西，考虑更多的是让国人甚至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多一些了解。世界范围来看，对于南京大屠杀只有张纯如系统地揭露出来的，唤起国际观众的注意。《可可西里》在40个国家放映，让我感受电影对传播文化的力量，我希望通过电影这个传媒，把1937年12月中旬在南京发生的那段事实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    票房看重电影本身的质量

    记者：《可可西里》你就拍得很有纪录片的感觉，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也宣布要拍成黑白片，是不是你比较偏爱纪实性的拍摄手法？

    陆川：我觉得每部电影都需要真实，要么是情感的真实，要么是场景和人物的真实，我只想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，至于是不是纪实范儿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在观影现场营造现实感。实现这个目的手段有很多，其实《可可西里》我们用的多是固定镜头，而真正的纪录片手持摄影用得比较多，因此现场真实感不一定要“手持肩抗”一路跟下来。我希望《南京！南京！》能拖着你，观影时不打瞌睡、不走神，做到这一点就非常好了。

    记者：拍成黑白片，会不会对票房和成本回收造成影响？

    陆川：票房看重电影本身的质量。斯皮尔伯格拍了很多赚钱的电影后，非要说服投资人拍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投资人也抱着肯定赔钱的心态，没想到这部电影比谁都赚得多，而且给导演、制片公司在电影史上都奠定了很高的位置，斯皮尔伯格也承认这是他的巅峰。从这个角度讲，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又是个成功的商业片，商业就等同于影响力。不能说黑白片就不是商业片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拍一部有影响力的电影，逼近现实，逼迫自己感受所有的真实，我坚信中国观众是期待这部电影的，也是我非常期待的。

    记者：那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也是固定镜头比较多？

    陆川：这部电影恰恰用了很多手持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晃眼镜头，它带着一种人的感受，我经常开玩笑说摄影师曹郁是演员组的，因为他经常扛着摄影机走在演员中间“表演”，在需要的时候，要让摄影师像观众的眼睛一样去穿越那段灾难。

    记者：之前《南京大屠杀》已拍过电影，而且上半年美国人拍的纪录片《南京》也在影院上映过了，不怕观众抱怨你们重复或者比较吗？

    陆川：历史确实是不会改变的，但戏说清朝的电视剧，每年都拍100多部，老百姓也不会感觉到太重复，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讲故事的方法和角度，应该说《南京》这个纪录片电影很不错，但就像4×100米接力跑一样，他们跑完了第1圈，剩下3圈就交给我们了。